冯志伟：我的2021年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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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伟的2021年总结
2021年就要过去了，按照惯例，做一个总结。
2020年是我和初阳结婚50年的金婚年度，可惜去年我们没有拍金婚照。在初阳建议下，我们于2021年9月在中国照相馆拍了金婚纪念照片。摄影师都是大师级的。
这是其中的几张照片。
金婚纪念（1970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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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岳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文章“文理会通，驾驭多语”，介绍我的治学之道。岳峰是翻译专家，他的外语很好。
岳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
山东鲁东大学文学院胡晓清教授邀请我参加国际中介语语料库研讨会，会后要我担任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顾问，我到烟台参与讨论，该实验室的主任是刘伍颖。
南京大学魏向清教授邀请我在南京参与他们的社会科学术语库建设讨论会，我乘高铁到了南京，与他们做了座谈。
清华大学中文系刘颖教授邀请我于10月9日在网上给他们做了“机器翻译和它的四种类型”的报告。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梅教授邀请我于10月12日在网上给他们做了“语言智能化与信息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讲座。
此外，还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做了线上讲座。
2021年是不愉快的一年。“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尽零落”。
3月初，远在德国特里尔的老朋友乔伟教授去世。9月，老同学荀春荣去世。10月，挚友陈章太去世。11月，挚友俞士汶去世。12月，同事董春生去世。
陈章太是我老朋友。我接到大连海事大学的邀请，拟于2021年10月18日乘高铁从北京到大连讲授自然语言处理的课程，我与老伴购买了当日的高铁火车票，大连海事大学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住宿和我的讲课日程。正当我们准备出发到大连的时候，章太病情严重，住进了隆福医院抢救。我们担心章太的病情，立即退了高铁票，于10月16日赶到隆福医院看望他，这时章太卧病在床，我含着泪水在他病床边说，“章太，我是志伟”，他听到我的话，顿时激动起来，但是，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看到他眼眶里闪耀着泪花，流出了眼泪。我看一看病床边的监控，他的心率高达160多次，说明他身体的器官已经非常衰竭了。我和老伴在病房外面守候了很久，期望章太能闯过这一关，不幸的是，章太在10月17日凌晨合起了双眼，永远离开我们了。
我写了追忆短文如下：
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直属于国务院，其中心工作是：面向现代语言文字生活的需要，面向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研究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社会各界提供有关语言文字的评测与咨询服务，编辑出版《语言文字应用》和《语文建设》，进行有关语言文字的现代化的信息服务，培养研究生和其他人才。其中，“语言文字的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与计算机密切相关。
当时，国家语委的负责人就是我的老朋友章太。章太原来在语言所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后来他已经晋升为语言所的副所长和中国语文》副主编。为了加强领导，在胡乔木的安排下，章太于1984年调任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8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委之后，章太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掌门人。章太雄心勃勃，决心干出一番宏大的事业。
章太深知，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为了把国家语委和语用所办好，他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网罗天下英才。
章太与我是老朋友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离开了北京，改行到天津、昆明教中学，四人帮垮台之后，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到法国留学，已经离开了语言学界，几十年来，我与章太的交往完全停止了，而在这几十年时间内，章太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语言学研究人员成为了著名语言学家，成为了中国语言学界掌门人，而我则是一个彻底改行从事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由于专业的差距太远，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为了开展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章太打算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一个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为了网罗计算语言学的人才，章太想到了十多年前的我这个老朋友，他到处打听，终于知道了我的下落。
当时我家住北京和平里中国科技信息所的职工宿舍，他亲自登门找到了我。见到章太，我觉得非常意外，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感到分外高兴。于是我们谈起了往事。
章太是方言学家，我首先谈到了方言的话题，我对章太说，我离开北大在昆明五中教书时，发现昆明方言中保留了元杂剧中的许多词语，元朝曾经在昆明驻军，派来很多蒙古士兵长期驻扎，我猜测这是元朝时期的蒙古语残留在昆明方言中的“底层现象”，章太对于方言问题特别敏感，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高兴地说，“志伟，你现在虽然是软件工程师，还没有忘记语言学呀！”
接着，章太话锋一转，谈到了“语文现代化”问题，他说，语文现代化就是在语言研究中要搞一场鸟枪换炮，不是换旧时的加农炮，而是要换最先进的火箭炮。章太对我说，“我们国家语委要搞鸟枪换炮，我们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计算语言学研究室。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语言信息处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项目开发；对国家语委的其他研究项目提供计算机支持；负责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建设、日常管理和维护；组织语料库的开发与建设。这项任务，我想请你来承担，这个机构，我想请你来负责。这是我今天来找你的主要目的。请老朋友支持！”
章太坦率地提出：“希望老朋友回到语言学的队伍，重启旧业，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开展计算语言学的研究。”
我感到非常意外，笑着说，“谢谢章太的信任与器重。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责任重大，我离开语言学队伍已经多年了，觉得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还有，我现在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职工，我还得先向领导请示，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再作决定。好吗？当然，老朋友的情谊我是很珍重的，我会认真考虑。”
老朋友专程拜访，诚意可嘉。我被章太的诚意感动了，但是，我知道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是一个文科单位，资金支持和计算机设备都比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差得多，到那里肯定很难开展像科技信息研究所这样的高科技研究，因此，我心里感到左右为难。
我到中国科技信息所办公室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一听感觉很惊讶，接着慎重地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接着，中国科技信息所的几位领导对于这件事开展了摸底调查，他们了解到我本人并不想调走。于是，主要负责人找我谈话，他对我说：“志伟同志，你是法国留学回来的科研骨干，所领导经过郑重的研究，你不能走啊！”
几天之后，我要调走的消息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传开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说，冯志伟要走，那是聪明人犯傻，我们所是“科”字打头的单位，科研经费拨款大大的，工资福利高高的，国际学术交流多多的，那个甚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是文科单位，能跟我们所相比吗？
章太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催着我表态。碍于老朋友的情面，我的回答是：“让我再考虑考虑！”或者回答：“我正在考虑呢！”
我一次又一次考虑的结果是越来越倾向于“不去”。因为所有的亲戚、朋友、计算机界的老同学都持反对态度，只是我不好直接对老朋友章太说出那个“不”字。
章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邀约我面谈，不断地打电话，还托朋友找我旁拉侧引。让我深深地感觉到章太沁人肺腑的真诚，我想自己过去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多年的语言学，回到语言学界也许还能够为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了回报老朋友的情谊，最后，我只好恭恭敬敬地点头向章太应允了。
但是，中国科技信息所仍然没有同意我的调动，调动的问题一直僵持着，事情一前一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时，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边分配来了一位刚刚从法国南锡大学学成回国的博士，年轻有为，正好适合接替我的工作，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领导才松了口，终于同意我的调动。
就这样，1985年10月，在章太的一再催促之下，我离开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正式调入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担任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
与此同时，章太还从语言所调来了龚千炎、于根元、陈建民，从心理所调来了佟乐泉，充实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科研力量。章太雄心勃勃，想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大展宏图，干出一番成绩来。由于章太的努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进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调入的这个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当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语委双重领导的，因此，也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也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从1988年起，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钩，成为国家语委直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从1994年起，国家语委转为国家教委管辖，1998年并入教育部，成为教育部的下属机构，行政气氛逐渐浓厚起来，往日的辉煌逐渐暗淡。年轻人见势不妙，纷纷跳槽。这些行政机构关系的变迁，都是我原先没有料到的，也是章太没有料到的。但是，不论机构怎样变迁，领导如何变换，我仍然坚持在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孤军奋战，编程序，写专著，发表论文。尽管工作条件远远不能与中国科技信息所相比，但是，出于对章太的友谊和忠心，我一直努力工作，争取不辜负挚友的期望。
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最为辉煌的时期，章太给我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开展计算语言学研究，章太认为我的数理基础扎实，有利于用计算机进行中文信息处理；第二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章太认为我懂得多门外语，熟悉国外的研究情况，在国际上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可以促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与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联系。对于章太的这些安排，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我招收了两名理科背景的硕士研究生揭春雨（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李竹（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指导他们研究计算语言学。在章太出访英国和法国的时候，我亲自给他担任英语和法语的口头翻译，协助他与外国专家沟通。可惜我自己能力不够，没有很好地实现章太的愿望。想起这些，觉得自己有愧于章太。
调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之后，我全家不久也从和平里搬进了东城区后拐棒胡同甲2号的国家语委宿舍，成了章太的邻居。章太家住在新1楼1单元，我家住在新1楼2单元。章太是我们的领导，在生活上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
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岳母在洗澡时不慎跌倒造成股骨头骨折，不能走路，那一天我要到美国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马上就要上飞机了，无法处理岳母的突发事件，章太和师母邓老师知道后，马上到我家把我岳母送到医院治疗，陪同我岳母渡过难关，也让我放心地到美国去开会。
2007年我在香港讲学期间，我的岳母病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我家中人手缺乏，老伴孤立无助，章太和师母邓老师一直守护在我岳母身边，岳母去世时，他们亲自给我岳母穿上寿衣，并安慰我的老伴。章太夫妇对我家的这些恩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章太是国家语委的高级领导，但是他没有领导的架子，每天都坚持给他所住的新1楼1单元清扫楼道，从3楼一直扫到1楼，常年如一日地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也体现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章太和我都先后退休了。中国传媒大学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生，章太招收社会语言学的博士生，我招收计算语言学的博士生，我们共同努力，发挥余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人才。章太的博士生周洪波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我的博士生刘海涛成为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在章太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为博士生们开设了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基础等课程，并且还用英语讲授数理语言学课程，还翻译出版了几部国外的计算语言学经典教材，我自己也由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了博士生导师。这些都是我在退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果没有章太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章太现在离开我们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长号不能自禁。仅以这篇短文寄托我对挚友章太的哀思。
我们在隆福医院举行了追悼会，100余人参加，遗体告别时，大厅里唱起了“送别”：
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章太是高级干部，又是老党员，他的遗体盖着党旗，他的骨灰将放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了纪念章太，张瑞找到语用所研究生1988年合影的照片，很难得。
1988年语言所研究生，冯志伟在二排右五
我在10月25日到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课，11月4日从微信中得知俞士汶教授去世，感到非常意外和悲痛。我和俞士汶教授是将近五十年的老朋友，他一直注意身体健康，怎么就突然离开我们驾鹤归去了呢？
俞士汶去世之后，我找到了2004年我从韩国大田写给俞士汶夫妇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俞老师、朱老师：你们好！
谢谢你们拨冗参加我女儿丹讷的婚礼。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珍惜我们两个家庭的友谊。
这么多年来，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度过了困境，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已经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研究所了。这是你们努力工作的成果。我在语用所很不顺，做不成大事，只好写点文章和书，也做些研究，但是孤军奋战，自己设计算法，自己调程序，没有助手，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处境虽然恶劣，但是也没有白过。
我们两个家庭也随着我们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一天天地加深了友谊。我常常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在冬天我们一起在颐和园的冰上游玩，在春天我们一起在颐和园的水上划船，在秋天我们一起欣赏香山红叶。我也忘不了朱老师到昆明时，陪着我的老母亲一起游览西山，一起乘缆车登三清阁。那时我们是多么地快乐啊！
我们的孩子也随着我们的友谊逐渐成长起来。丹讷为有你们这样好的干爹干妈而高兴。
人生短暂，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不稀罕名誉地位，只希望健康愉快地生活。前几天我到韩国济州岛休息，在海边看日落。太阳的光辉把天上的云照得五彩缤纷，大海闪着粼粼的光波。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逐渐由火红变成金黄，由金黄变成暗红，最后落在山的后边；大海上粼粼的光波也由一大片变为一小块，最后变为一个小白点，消失在落日的余辉中。这使我想到人生的历程。我们应该赶快生活，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不虚度此生。
我的视力基本稳定，但视物变形，没法正确地观察客观世界，晚上不能看书了，只能白天工作，写电子邮件也要使用大字体。命运如此，只有自己注意保重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语言所研究口述语言学史。他们去年访问了我，有一个口述记录稿，讲了一些有趣的经历，发给你们看一看，增进彼此的了解。”
11月初我和初阳到大连海事大学讲学。我们员原来住在海事公寓，讲了一周的课之后，由于中央巡视组来学校巡视，为了保密，人事处徐秋阳安排我们改住学校附近的“海创交流中心”1812室的海景房，可以天天观看海景。
本来计划在11月底回京，由于疫情，高铁票难买，我们乘公务舱于12月15号回北京。
12月初，中国中文信息学召开成立40周年大会，决定授予我会士（fellow）称号，我在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
感谢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授予我会士的荣誉。热烈祝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40周年。1981年6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在天津成立，发起人有钱伟长、安其春和我的老师刘涌泉。当时我在法国研制机器翻译系统，得到了会议的邀请，但是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回国后，我长期担任“中文信息学报”编委，积极参加中文信息学会的学术活动，40年来，中文信息研究经历了基于规则、基于统计的艰苦探索，而今采用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文信息学会成立的时候，我才42岁，现在我已经进入望九之年了，而我们的中文信息处理事业还是一门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我已经老了，但是我们的中文信息处理事业还非常年轻！我们个人的生命与科学事业这棵长青大树相比是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我愿意努力进行更新知识的再学习，赶上时代的步伐。谢谢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谢谢大家！
2021年12月冯志伟在中文信息学会40周年会上发言
40周年大会对冯志伟的介绍
陈满华教授翻译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第二版）已经完工，我担任审校，写了一个“审校后记”放在书末。我们已经最后定稿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刘军怀负责此书，他的工作很细致。
《句法结构》（第二版）中译本定稿
2021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钱玉趾的文章：“冯志伟：我老了，机器翻译依然年轻”的文章。这是国家级报刊对我的鼓励。
《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11版
《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11版
此文发表后，刘海涛发表网评如下：
“四十年前，在我开始对机器翻译感兴趣的时候，我遇到了冯老师。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只懂几百个英语单词并讨厌外语的工科生，变成了一名外语学院的教授。四十年，我从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了再过几天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但冯老师，我的终身导师，却一直活跃在学术的前沿，祝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年轻!”
新疆大学文学院张灯柯来北京中宣部协助工作，他懂维语，负责新疆地区的数据分析，很艰苦。经常来家咨询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通读我的专著。
2021年发表文章9篇：
1.乔伟教授是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华商报》（德国），与郑初阳合作，2021 年 3 月 5 日。
2.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预训练范式（与李颖合作），《外语研究》，2021 年，第 1 期，
1-14，CSSCI 收录（扩展版）。
3.生成词向量的三种方法，《外语电化教学》，2021 年，第 1 期，18-26，CSSCI
收录。
4.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 期，110-122，CSSCI 收录。
5.双轮驱动的自然语言理解，载《语料库研究前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
年。
6.现代语言学中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汪学磊、周建合作），《现代语文》，2021
年，第 11 期，总第 701 期，P109-113。
7.自然语言处理的重要资源 -- 知识图谱，《外语学刊》，2021 年，第 5 期，
8.语料库是语言知识的可靠来源（代序），《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第一辑），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 年 10 月，P1-4。
9.《天空之子》（倪志钦自传）序言，2021 年 9 月。
外孙女欣欣用德语写了一篇圣诞日记：
欣欣的圣诞节日记（2021年12月）
最后一段总结了我们过去的旅行经历，德文意思是：
“我们有过争吵的时候，也有幸福的时光。我能感受到家里充满生机和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孩子。我衷心地爱你们，非常感谢你们给予我的一切。你们是人们想象中最好的父母。祝你们圣诞快乐！”
看后令人感动。下一代已经懂事了！
冯志伟 2021年12月28日
图文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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